正确的方法论对于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具有本质重要性，就在于：社会主义理论若不与正确的方法论相结合，就无以从空想走向科学，因而也就不能承担起指导社会主义实践的重任。因此，与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具体内容同样重要的是，探讨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论基础。深入把握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论问题，对于我们思考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坚持“历史自因论”，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他因论”，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具有“科学”性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依据。
  唯物史观将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归结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唯心史观则将通过“头脑”发明的貌似具有永恒真理性质的抽象观念视为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在方法论意义上，唯物史观表达了一种“历史自因论”。所谓“历史自因论”，是指将历史变化、发展的终极原因归结于历史本身。由于历史过程中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因此，当唯物史观从“经济”，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出发理解历史，解释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的时候，它做到了将历史变化、发展的原因归结于历史本身，亦即做到了“回到历史本身”。在认识论的意义上，一切唯物主义的根本要求就是“回到事实本身”，亦即从事实本身出发来把握、说明事实。唯物史观之所以是一种具有“唯物主义”性质的理论，是因为它坚持“历史自因论”，因而能够做到“回到历史本身”，亦即能够做到从历史本身的联系来把握、说明历史。
  与唯物史观相反，当唯心史观从“人们的头脑”，从那些貌似具有永恒真理性质的抽象观念出发理解历史，解释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的时候，它实际上将历史变化、发展的原因归结于历史之外的他物，亦即它不能做到“回到历史本身”。比较而言，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如果说唯物史观表达了一种“历史自因论”，那么，唯心史观则表达了一种“历史他因论”。所谓“历史他因论”，是指将历史变化、发展的终极原因归结于与历史本身无关的他物。换言之，唯心史观之所以具有“唯心主义”性质，正是由于唯心史观用于解释历史的根据、尺度不是来自历史本身，而是来自历史之外、之上的他物。例如，在基督教的神学史观中，“神”并不来源于历史，却是历史的开创者，历史变化、发展的历程早已被高高在上的“神”规定好了，这种从外在于历史的“神”出发来解释历史的神学史观，是一种典型的“历史他因论”。再比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也是“历史他因论”的代表。对此，恩格斯曾这样评价道：“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是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例如黑格尔，他不从古希腊历史本身的内在联系去说明古希腊的历史，而只是简单地断言，古希腊的历史无非是‘美好的个性形式’的制定，是‘艺术作品’本身的实现。”也就是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之所以是一种具有唯心主义性质的理论，是因为它没有做到从“历史本身”出发寻找历史的动力，而是把一套外在于历史的“哲学”观念视为历史的动力。
  从方法论层面看，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理论的共同点也是“历史他因论”。在恩格斯看来，试图通过“头脑”“理性”去发现所谓的永恒真理、永恒正义并以此作为改变现实社会的理论基础，是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通病。恩格斯指出，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有着与启蒙学者相同的理想，即“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尽管诉诸的办法、途径各不相同，但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这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都迷恋于从“真正的理性”出发去构建一个体现永恒真理和永恒正义的王国，并认为只要将这个通过头脑构造出的美好蓝图从外部贯彻到现实的社会中，那么就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弊病，建立起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理想社会。总之，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的理论之所以最终只能沦为一种“空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理论是以唯心史观为基础的，亦即这些理论从方法论的层面看是“历史他因论”的产物。
  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历史之外寻找历史变化、发展的终极原因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历史本身出发理解这一问题，因此，与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在方法论上表现为一种“历史他因论”不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方法论上表现为一种“历史自因论”。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认为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是社会形态更替的“终极原因”，因而从根本上来说关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原因说明，也必须诉诸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发展有其“内在的一般规律”，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要发生相应的改变，以适应生产力的变化。正如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一样，社会主义扬弃资本主义归根结底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具有“科学”性，就在于它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原因归结于历史本身，亦即指出它符合历史本身发展的一般规律。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产生问题的揭示是从历史本身出发而得出的科学结论。正如恩格斯指出，“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辩证法坚持“历史内因论”，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外因论”，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具有“科学”性的另一个重要的方法论依据。
  形而上学思维具有这样的特点：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将事物看作是既定的和永恒不变的；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追求永恒真理。与此相应，当形而上学者用其所追求的永恒真理去解释事物或由此出发批判现实的时候，其在方法论上必然表现为一种“外因论”的思想方法，因为这些所谓“永恒真理”并不是对事物之本有性质的表达，而只是存在于形而上学者自己的头脑中的理论想象。在社会历史观上，形而上学的“外因论”表现为在社会历史之外理解和寻找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原因的“历史外因论”。当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从他们所设计的具有“永恒真理”性质的社会制度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时候，他们在方法论上必然表现为一种“历史外因论”，因为，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依靠“头脑”发明、想象出来的，因而也必然是外在于历史的东西。同样，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的这种基于“永恒真理”的批判，由于往往停留在道义谴责的层面，亦即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因而这种批判实质上还只是一种“外在批判”。例如，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之所以希望废除“阶级”，不是基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更，而只是由于他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简言之，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理论之所以具有“历史外因论”的性质，是因为在他们那里，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社会制度不是内生的，即不是历史过程中的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变更的产物，而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从外面强加于社会”的。这种具有“历史外因论”性质的社会主义理论，由于脱离现实，因而它在现实面前也必然是软弱无力的，亦即它根本无法改变现实。
  实际上，正如“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必然导致唯心主义”一样，在方法论上，“历史外因论”也必然导致“历史他因论”。就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而言，由于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不是历史内生的，而是由头脑发明的、外在于历史的东西，因此，这种“社会主义”所以诞生的原因也必然不能归结于历史本身，而只能归结于与历史本身无关的他因。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唯物辩证法。由于唯物辩证法强调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自身的内部矛盾，因而在方法论上内含一种“内因论”的思想方法。在社会历史观上，辩证法的“内因论”表现为从社会历史的内部矛盾出发解释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原因的“历史内因论”。马克思恩格斯如实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内在矛盾，并由此阐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因而，在方法论上，科学社会主义也是坚持“历史内因论”的产物。当然，“历史内因论”与“历史自因论”是内在一致的。换言之，当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内在矛盾出发阐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原因的时候，它同时也将这种原因归结于资本主义自身。
  此外，与其“外因论”思想方法一致的是，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是一种形而上学式的“外在否定”。由于没有“内因论”的思想方法，因此，空想社会主义者既看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也看不到其历史暂时性，而只是外在地以不符合“真正的理性”创造的理想社会为由将其全部否定、抛弃掉。然而，对资本主义的“外在否定”是不能真正克服它的。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内因论”的思想方法，认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并不是一种“外在否定”，而是一种“内在否定”，即在保留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积极成果基础上的否定，亦即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现代大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所创造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就是应该继承的积极成果。简言之，科学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是一种更好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因而是保留了被否定对象的积极成果的否定，即“内在否定”，而非“外在否定”。
  总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以具有“科学”性与其在方法论上具有“历史自因论”和“历史内因论”的性质，是密不可分的。
  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方法论基础的批判和对科学社会主义方法论基础的阐释，对于我们思考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具有某些启示。这些启示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坚持“历史自因论”，进一步发展先进生产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从唯物史观的这种“历史自因论”出发，那么，要促进社会发展最关键的就是要紧紧抓住“经济”因素这一根本，做到“本固而道生”。而在“经济”因素中，最重要的又是要抓住生产力这一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当前，我国已经将实现“高质量发展”定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当今世界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国家要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那么，就必须使“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尤其是通过科技创新来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说，未来谁能在科学技术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在发展中赢得主动。总之，当前只有坚持“历史自因论”，通过自主创新发展先进生产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到“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吸引力，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真理性。
  第二，反对“历史他因论”，警惕脱离现实的“观念主义”。所谓“观念主义”是指：相信可以通过头脑、理性去发明一套具有永恒真理性质的观念，并认为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只要将这套观念运用到现实中，现实社会就会按照观念所设想的那样发生相应的改变。当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试图依靠“真正的理性”发明某种具有“永恒真理”性质的观念，并认为只要将这种观念贯彻到当时的现实社会中就可以消除现实社会的各种弊病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就犯了“观念主义”的错误。
  在当代中国警惕这种“观念主义”仍是必要的。例如，当前一种做法在国内仍然有一定的市场，即认为可以依靠“理性”发明一套普遍适用的、具有永恒真理性质的理论观念，并认为只要把这样的理论观念应用到中国现实，那么当前中国遇到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然而，实际上那种脱离现实的所谓“永恒真理”不过是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思维的产物。当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无疑需要理论的指导，但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因此，它并不需要那种作为观念主义的产物的抽象理论的指导，而需要那种植根于中华大地的、反映当代中国特性的具体理论的指导。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在反对“观念主义”的同时坚持“问题导向”，亦即必须直面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坚持从国内外的实际出发，概括时代本质，反映时代精神，尤其是要深入挖掘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背后的逻辑，并从理论层面作出相应的提炼与总结。
  第三，反对“历史外因论”，坚持“历史内因论”。在当代中国，坚持“历史内因论”，反对“历史外因论”，要着重做到如下几点：
  首先，要摆脱那种外部依赖型的发展方式，坚持发展的“独立自主”性。中国要想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就要尽量摆脱对外部力量的依赖，就要做到“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当然，坚持“独立自主”并不意味着闭关锁国。合理地利用好“外因”，有助于通过“内因”来促进事物发展。“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是不矛盾的，坚持前者是更好实现后者的重要条件。
  其次，要反对“照搬外国模式”的做法，坚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模式。坚持从“历史内因论”出发思考中国发展问题，要求我们做到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治理体系，反对盲目照搬外国模式。换言之，我们要看到一个国家施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法治体系等，是由这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历史传承以及文化传统等综合因素决定的，即由这个国家的“内因”决定的。进而言之，“历史内因论”让我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只有扎根本国土壤的制度才是最可靠、最管用和最有生命力的。
  再者，在解决社会发展问题时，要将激发“内生动力”的办法放在优先思考的位置。坚持“历史内因论”就要在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时着力思考、探索那种能够激发“内生动力”的办法。例如，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活力和动力”。再比如，在扶贫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大内生动力培育力度”，“注重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在活力，注重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总之，只有在日常工作中着力思考并优先运用激发“内生动力”的办法去解决问题，才能更好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简介：竭长光，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张贝可，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研究生）
  

  来源：《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