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4年春，习近平首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关于“多彩、平等、包容”的新文明观的著名演讲，到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关于《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讲话，再到2020年在世界卫生大会呼吁“团结合作战胜疫情，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围绕文明交往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逐渐形成了系统完整、独具特色的新时代文明观。从结构、叙事、特征三个维度全面审视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不仅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类文明进步的客观规律、发展趋势，也对回应和澄清“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非控制性提供分析视角。

一、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的结构之维

长期以来，“文明同质论”“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文明终结论”“文明阶级论”等错误论调让一些人在如何看待人类文明上产生了疑惑和迷茫。面对世界文明交流这个永恒话题，习近平给予了启迪式回答，这些回答成为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体系结构的重要构件。（一）不同文明特色论在新时代境遇下，客观阐释不同文明只有特色、多样之别，廓清并无高低、优劣之分，明确人类文明寓于而又超越五大社会形态和两种制度文明，是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的首要界定和根本前提。习近平对此作出了创造性揭示和系统性阐释：一方面，不同文明各具特色是人类文明的发生样态和基本特征。人类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多样化的，多样化体现着文明的本性。基于此，习近平巧妙用“七彩的阳光”喻指“多彩的文明”，并进一步阐述：“文明具有多样性，就如同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一样，一同构成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命本源。”[1]P322 究其多样性根源，主要是不同文明在自然环境、民族传统和物质资料生产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性所造成的。“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1]P421，使世界文明各具特色。马克思曾解释到：“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2]P240 另一方面，不同文明传承特色是人类文明的进步条件和活力源泉。每种文明要想保持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就需要传承文明特色、发挥民族优势，才能在世界文明史上屹立一方。（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正如习近平所说，“如果万物万事都清一色了，事物的发展、世界的进步也就停止了”[1]P160，人类文明进步繁荣，需要每一种文明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才能使“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1]P256。需要指出的是，每一种文明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在交流互鉴中因自然或人为因素呈现出不平衡性和差异性，但并不代表文明有高低优劣之分。相反，正因为特色差异而蕴含交流互鉴的可能，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3]（二）东西文明互鉴论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两大文明体系，即东方文明（亚洲和北非文明）和西方文明（欧洲和美洲文明）。东西文明存在明显的差异，但也具有共通性。习近平曾用茶和酒生动揭示了东西文明“兼容”的关系：“中国是东方文明的重要代表，欧洲则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正如中国人喜欢茶而比利时人喜爱啤酒一样，……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1]P103 在新时代境遇下，习近平东西文明互鉴论具有充分的理论实践依据。首先，东西文明交流互鉴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始终，决定着人类社会具体实践活动。无论哪种文明处于何种发展阶段都要受其约束和支配。伴随全球化和现代化，东西文明交流互鉴，互相汲取优秀成果，改变自身文明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成分和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成分，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发展。其次，东西文明交流互鉴是每一文明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4]P46 换言之，人类面对各种挑战，就应该主动交流、加强合作，推动文明包容互鉴、共同发展。历史经验表明，东西文明交流互鉴越频繁、越深入，彼此之间也就越尊重、越认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就越牢固。最后，东西文明交流互鉴是由人类文明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习近平指出：“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1]P76-78 续写东西文明新辉煌，就要遵循人类文明多样性、平等性、包容性等基本属性，着眼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文明创新发展，才能建设东西文明共荣之桥，使“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1]P421（三）文明冲突超越论针对当前“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主导文明论”等论调的重新泛起，习近平提出了文明冲突超越论，作为人类文明交往的应然模式来回应世界文明交往相关问题。他强调：“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5]P59 为了全面把握这一论述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还需要廓清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倡导文明冲突超越论，推动“文明和谐发展”并不意味着消解或放弃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以及思想文化的边界。应该看到，“超越”“和谐”是本着中国与其他民族和国家于历史境遇、现实诉求、未来关怀的“求同”考量，但同样不可忽略的是“存异”，在具体文明交流互鉴活动上还须把握“度”。这个“度”就是要求我们注意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不同国家选择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思想文化等都是由其自身的国情所决定的，若“想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不会成功，反而会给世界文明带来灾难。”[1]P161 其次，倡导文明冲突超越论，坚持“文明多元并存”绝非一定推论出不同文明对立冲突的存在形式。“文明冲突论”错把“相关性”当作“因果性”，将文化差异的影响无限扩大，认为其不仅导致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以及宗教信仰等不可相容的对立，还可能引起世界八个文明板块的“断层线”地区不可调和的冲突。其实，“遮羞布”背后掩盖的实质是主张西方文明中心论，以西方文明的全球化来解决不同文明差异，攫取“战略利益”和“全球霸权”。习近平文明冲突超越论为人类提供了“共存共生”的认知框架，“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1]P78 最后，倡导文明冲突超越论，主张“文明交流互鉴”并不表示与坚定文明自觉自信相矛盾。文明自觉自信与交流互鉴不是彼此排斥，而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文明自觉自信不是自吹自擂、自诩自封的，而是在比较性世界视野中与他者文明对话互动确证的，借鉴其他文明优秀成果才更有理由自觉自信；另一方面，文明交流互鉴在文明坚定自觉自信的基础上才有意义，非消弭认同、妄自菲薄、崇洋媚外，在文明的交流碰撞中失去自我。诚如习近平所说：“各国各民族都应该虚心学习，……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1]P161-162（四）文明进路多样论在经济全球化衍生的物质、技术以及消费主义的滥觞中，人类文明的未来交往图景是什么样？全球化的文明是否会变成文明的同质化或西方化？廓清这两个问题，是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的重要内容。维护文明进路的多样性需要恪守以下原则：首先，尊重各国各民族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从一般逻辑上来讲，现代化进路存有共通性，这种共通性存在于生产方式、思想观念、社会组织从中古到近现代形态转进的规律之中。但是，由于历史条件、文化传统以及现实国情的不同，不同国家、民族近现代转进的起始基点、发展进路、文明样态存有差异。因此，习近平说“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尊重他们“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6] 其次，坚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不同国家和文明的关系。历史已经证明，处理不同国家、文明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潘查希拉金达巴”“印地秦尼巴伊巴依”的欢呼声足以确证这一点。[1]P128 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7]P96 为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就需要“消除疑虑和隔阂，把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转化为发展活力和动力。”[8]P331 最后，不要搞唯我独尊强制输出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模式。世界是多向度发展的，文明进路也就不可能单线式进行，它应该是多元多样的，而不应该是强迫统一的。习近平指出：“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3] 不同国家和民族应该有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全盘照搬会水土不服，甚至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二、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的叙事之维

知其然还须知其所以然。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的产生，是一个思维逻辑的过程，单从体系结构来分析，作为理论研究显然是不够的，还要进一步研究其多线性叙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引领下，采用贴近现实、根植历史、面向未来、体现辩证思维四种叙事方式，使这一理论体系具有时空上的实践性、系统性、真理性、科学性。（一）贴近现实的叙事任何一种思想和理论都是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而孤立存在的，而是从“现实生活过程的关系”“现实力量”中产生并随之而改变的。马克思曾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9]P134 因而，高瞻远瞩、思想深邃的理论一定是产生于伟大时代实践进程并服务于人的社会生活的。据此而言，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的叙事话语来源于社会生活实践但又高于社会生活实践，它并不是“冥思式抚慰”的语言组装，而是立足于现实范畴，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受众。例如，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基于“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机遇与挑战共时性涌现这一国际维度的综合考量，为解决当前世界难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提出“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强调“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交相辉映”，是基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来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这一国内维度的综合考量，为实现自身民族发展复兴提供自觉自信精神。此外，为了在世界视野中推动“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文明交流互鉴”“文明和谐共生”等理念深入人心，面对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民众，习近平也总是从日常生活、群众生活实践中寻找合适的叙事素材和方式，“古巴配薄荷叶加冰块的朗姆酒”“巴拿马瑰夏咖啡”“阿根廷探戈”等文化符号随手拈来。实际上，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之所以可亲、可学、可用，接地气、有温度、贴人心，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一理论所蕴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观照现实。（二）根植历史的叙事“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2]P14 也就是说，理论的逻辑起点和进程应当与历史发展过程保持一致。同样，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作为一种文明交往关系理论，其理论的反映也是对历史发展过程全部内容的反映。在新时代语境中，习近平用社会实践与历史生成相结合的分析范式表达了其文明观的叙事策略，所设定的目标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把握文明本质，还在于改造世界、促进文明发展。（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在阐释其文明观的过程中，首先要解决文明历史认知的科学性问题，基于对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180多年的中国近代史、70多年新中国史、100年的中国共产党史、40多年改革开放史的理性审视，以理论的彻底性增强其文明观话语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公信力。无论是《荀子》《礼记》《尚书》《左传》《论语》等的引经据典，还是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七次远洋、玄奘西行取经的史实运用，都为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的叙事取向提供了丰富的历史链条和内容供给。正如习近平所说的：“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1]P97 根植历史的叙事，贯穿于不同文明特色论、东西文明互鉴论、文明冲突超越论、文明进路多样论等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三）面向未来的叙事科学理论的价值，是对事物本质特征以及事物之间关系的科学性抽象、原理性表达、预见性引领。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的价值性，根本在于它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出了科学性、原理性、预见性阐发。2014年4月，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说，中欧“都生活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空间之内，生活息息相关”，且“都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因而倡议我们要共同努力建造“和平稳定、增长繁荣、改革进步、文明共荣”四座桥梁。[1]P102-103 2018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两个时代之问：“面对复杂变化的世界，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亚洲前途在哪里？”[1]P521 随即从“顺应历史潮流、增进人类福祉”出发进一步倡议“五个面向未来”，以建立“和平、安定、繁荣、开放、美丽的亚洲和世界。”[1]P522-523 2019年5月，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面向未来，我们应该把握大势、顺应潮流，努力把亚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满足亚洲人民建立一个“和平安定、共同繁荣、开放融通”亚洲的期待。[3] 面向未来的宏大叙事，如一幅巨大的画卷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面前徐徐展开，阐发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主张和美好愿望。（四）体现辩证思维的叙事“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2]P94 究其原因，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P94 实际上，任何事物都存在肯定和否定因素，并在这一矛盾的辩证运动中向前发展，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也不例外。辩证思维贯穿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整个理论体系中，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的叙事基础。首先，以普遍联系的视野审视人类文明。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每一种文明都不可能孤立存在，都与其他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谈人类文明联系本质特征时，习近平遵循联系普遍性、客观性、多样性基本原理，强调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既坚持“不同文明特色论”，又积极倡议“东西文明互鉴论”和“文明进路多样论”。其次，以发展的观点把握人类文明进程。辩证思维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否定任何静止僵化的教条。习近平将中华文化发展置于人类文明进程这个大系统中来给予定位与进行顶层设计，按照实践和时代的新进步，兼收并蓄和革故鼎新，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最后，以矛盾分析法处理文明发展中的问题。矛盾分析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习近平认为：“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9]P280 当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但同时“人类也正处于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1]P415 有许多矛盾需要解决，有许多难题需要破解。面对当前国际形势发展，习近平倡议我们要作出最有利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战略谋划，善于在复杂矛盾中把握规律，在文明交流互鉴过程中处理好民族特性与时代精神、相向而行与和而不同等辩证关系，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三、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的特征之维

作为文明交往理论体系和话语叙事的现时创造，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在内容和方法上呈现出追赶时代潮流的世界全景透视、体现主流价值的人类命运关怀、注重自身发展的自觉自信精神、兼济共赢发展的共建共享愿望等特征。科学把握这些特征，有助于深入理解其体系结构、叙事方式以及原创性贡献。（一）追赶时代潮流的世界全景透视文明发展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事情，而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共同奋进的事项，它不仅是现实世界思想和实践的寄托，同时也蕴含着对未来社会文明发展的期待。马克思在阐述“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客观且必然的历史过程时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0]P168 这就意味着，伴随社会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发展进步，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程度必然会越来越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P5 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中不同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国家双赢、多赢、共赢的价值理念提议的，其目的是在共同发展中最大限度地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以使人类社会共享全球化发展成果。在这一共同体文明交往秩序体系中，“人类社会”实际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实现生存和发展，在世界交往过程中展示文明的“类本质”，推动全球生产力持续发展，进而发挥出马克思所说的文明交往作为“类活动和类享受”的本源性意义。然而，现实世界图景中“单向度的全球化”发展状况以及西方中心主义全球治理体系不可能短期改变，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不合时宜的旧观念也不可能短期消除，实现人类文明“世界大同，和合共生”绝非是一蹴而就的，但要看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始终是时代发展潮流，是合目的规律应然。人类命运共同体非但没有使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走向工具理性的窠臼，相反为人类文明交往在理论与现实的藕合规制了清晰可依的目标指向。（二）体现主流价值的人类命运关怀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和世界文明的未来走向，“历史终结论”和“西方中心论”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其宣称“西式民主”是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和最后一种统治方式，因而应把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普世化、绝对化、神圣化。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绕开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绝对框架，为不同国家民族探寻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了“中国方案”，宣告了以西方发展模式为终点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揭示了资本天生具有“剥削”“掠夺”“吃人”的本性，这种本性会使人丧失自主个性。因而，他们主张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的逻辑走向人的逻辑，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建立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一联合体当中，每个人可以自由全面发展。诚然，伴随社会形态的演进，从“原始丰富”低水平自由到“物的依赖”的片面自由，再到“自由联合”中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但我们应该看到，“两个必然”仍然是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趋势。破壁“历史终结论”和“西方中心论”，习近平以实现“自由联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旨向，以推动人类社会共同进步为最终目的归宿，将新时代文明观与人类社会普遍关切的持久和平、共同繁荣、清洁美丽等主流价值诉求熔铸一体，谋中国发展同时也谋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为世界擘画了美美与共的文明互鉴新画卷。（三）注重自身发展的自觉自信精神实现自身发展的自觉自信是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所蕴含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内涵的表达，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气派和中国话语的外显。这种自觉自信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源于对中华文明认同的深厚情感，源于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成就的条件认知，源于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定信念。习近平认为中华文明要自觉自信自强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奔向中华民族复兴的正路，他强调：“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5]P17 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注重自身发展目标的自觉自信，才能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的经济、科技、国防、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前列，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同时，我们所说的自身发展自觉自信，在主题定位、原则导向、发展理念、实践内容等方面是谦恭而有力的，具有深厚的世界关怀。（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中国秉持多样、平等、包容、和谐、发展的新时代文明观，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为了“让每个（国家）变得正如它被创造的那样……摆脱所有外来的特别是所有有害的盲目追随；充分展示自己可以具有的形象和面貌。”[11]P201 我们坚持中华文明与世界上存在的其他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倡导不同文明不同国家“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维护自身文明的自觉自信自强。（四）兼济共赢发展的共建共享愿望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共赢发展、普遍安全的世界，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契合了世界各国对发展的共同诉求。“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面临重重挑战和道道难关，不同国家和民族必须攥紧共赢发展这把钥匙，才能消除矛盾冲突的产生根源、保障人民生存发展的基本权利、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一直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发展观，坚持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致力于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推进合作换挡加速、实现合作成果共享，让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艘大船得以乘风远航、满载繁荣、造福人民。正是基于这种理念，习近平强调：“我们要本着伙伴精神，牢牢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让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成为共同努力的目标。”[1]P444-445 由此可见，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不是空洞的话语辞令，也不是虚幻的抽象概念，而是在历史与未来、中国与世界、政府与民间双向联动中，以对话协商超越国家间的隔阂、共建共享消除以邻为壑的篱笆、合作共赢治理世界经济的梗阻、交流互鉴疏通文明间的误解、绿色低碳应对国际气候变化的挑战等实际行动，真实作用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责任编辑：罗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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