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休闲是人类日常生活的基本状态之一，古已有之。同时，娱乐休闲也是人类求真向善寻美、建设精神家园、实现“学以为人”之理想的重要途经。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曾言，闲暇是全部人生的惟一本原，是人类反思性成长的重要方式。但是，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加之互联网新兴技术的不断升级换代，娱乐的社会功能被无限放大并发挥到极致状态，更是在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推波助澜之下逾越自身边界，全面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甚至形成大众文化狂欢、娱乐至上的“泛娱乐化”幻境。当代青年处身于网络文化崛起的社会语境之中，在自身价值观生成过程中深受“泛娱乐化”的消极影响。因此，在“泛娱乐化”现象批判中矫正青年人的价值观偏差，引领当代青年价值观健康发展，事关时代新人培养的民族大任，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泛娱乐化”现象的时代症候

“泛娱乐化”本质上是一种具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思潮，表现为资本的趋利本性无限侵占社会大众闲暇时间的文化异化现象，呈现出“娱乐”商品的丰富性与社会公众崇高精神的贫瘠性二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所谓“泛娱乐化”的关键在于“泛”字，即“娱乐”极其社会效应的无限外溢，将本不应具备娱乐性的事物被妄加或强加以娱乐特质，使得该事物具有了独特的消费文化样态，从而在根本上丧失了其本应具有的文化特质。“泛娱乐化”概念最早是1985年由美国传媒学大师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一书提出的，他认为美国社会由印刷时代向电视时代转变的结果是：曾经由理性、秩序、逻辑为特征的社会公共话语权被脱离语境的肤浅碎化式的话语权所替代，“在一切公众话语都以日渐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1]P4 尼尔·波兹曼以独特的文化人类学视角来审视大众娱乐现象，告诫广大社会公众要警惕传媒技术的对人之思想与观念的深度控制。当前，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深入与互联网科技的不断发展，这种“泛娱乐化”现象甚至表现出愈演愈烈的迹象，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认识：其一，“泛娱乐化”是资本逻辑向多领域渗透的结果。在资本逻辑的运作之下，娱乐产业拓展至政治、社会、网络等各个领域，娱乐已经完全丧失“身心放松与愉悦”的本源目的性，而沦为资本驱动和利益追逐的手段与工具，并呈现出“塑造政治、伦理和日常生活的一个强大的、充满诱惑力的手段”[2]P110。一方面来看，在“泛娱乐化”时代“观众至上主义”占有文化消费领域的绝对统治地位。尼尔·波兹曼认为在“泛娱乐化”时代，资本利益无限扩张，只要给到观众提供所想要的东西，就可以占有市场。观众想要“轻松”，就将“轻松”打包，将政治、社会、生活、网络等各个领域以“娱乐”商品的形式进行兜售与贩卖，并以宗教传教士般的虔诚鼓励观众进行“娱乐”，由此导致“娱乐”现象无处不在。无论在哪一个社会领域，“娱乐”都渗透其中，各种与娱乐明星有关的信息严重挤占政治、经济、社会、艺术等新闻空间。（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娱乐产业以华丽的商业外衣、浅薄的语言、千人一面的面孔以“娱乐之名”刺激公众的感官，将人之本能和欲望直接呈现，显现出文化产品的低俗媚俗与低级趣味追求。因此，原本“放松愉悦”的精神需求被资本裹挟之后沦为“宗教式”的精神沉沦。另一方面来看，在资本逻辑的运作下，娱乐功能被肆意放大或曲解，遮蔽、丑化或扭曲了事物原有的意义表达：历史成为茶余饭后的戏说或谐谑，文化成为风花雪月的卖弄，哲学被解释为故作深沉的装模做样或无病呻吟……没有严肃，无需认真，更拒绝崇高。很多本该严肃讨论的事情被“娱乐化”地轻松化解，很多需要理性认真分析的事务被简单化、碎片化地处理。可以所，“泛娱乐化”向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使得“娱乐”本该具有的美感光晕消散在庸俗、媚俗、低俗的文化碎片之中，沦为世俗时代大众娱乐消遣的精神鸦片。长此以往，广大当代青年就会在“笑哈哈”、“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文化狂欢中丧失理想思考能力和社会担当意识。其二，“泛娱乐化”是网络新媒体技术形塑的“大众狂欢”式幻象。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就是文化，它直接影响受众内心最深处的意识，因而具有强大的形塑社会新文化的力量。尼尔·波兹曼认为：“当新闻被包装成一种娱乐形式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起到了蒙蔽作用。”[1]P95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数据信息空前增加，尤其是各种裹挟在不同具体“娱乐”样态下的信息正在终日“愉悦着”广大青年人，成为制造“泛娱乐化”幻象的幕后推手。互联网媒介依据大数据分析文化消费者的性别、兴趣、年龄特征并将“私人定制款”信息实时推送，从而以娱乐化的话语或迎合青年心理取向的话语“吸睛”，这就会在潜移默化中诱导青年陷入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之中而不可自拔。这种浏览式地、碎片化的网络阅读，使得青年醉心于对发生着的事件了如指掌的自我认可之中，却没有意识到他们对世界整体的“一无所知”。波兹曼曾援引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来表征“泛娱乐化”的不良后果，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源于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事实上，新媒体推广技术实时推送本身并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但如果社会的一切话语形式都以娱乐化的方式展开并成为一种文化，那后果便是“娱乐”致死。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活只是娱乐信息的即时更替和“头条热搜”上娱乐新闻热点的不断更迭，如果严肃的政治言谈、公共对话等被弱化成幼稚的婴儿般的喃喃自语，那么这个民族的文化气节、精神品格就有可能陷入危险的境地。如果广大青年醉心于碎片化的网页浏览而不是深刻的文本阅读并沉浸在充当娱乐八卦的“吃瓜群众”中乐此不疲，大量网络的爽文、泡沫剧、真人秀等视觉感官上的刺激会在表面上使广大青年“愉悦”需要得到满足，但由琐碎的“刺激”而维持的热情极其短暂，一旦刺激停止便陷入精神的荒芜、意义的虚妄和生活的空洞之中。列宁曾精辟地指出：“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甚至连儿戏也不如。”[3]P364其三，“泛娱乐化”是各类社会思潮相互耦合、催生新型变体的温床。“泛娱乐”现象“因其游戏化、娱乐化属性，非常容易与各类思潮耦合而产生新的变体。”[4] 要看到，“泛娱乐化”思潮与资本逻辑操控下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存在相互建构关系：一方面，资本受利益的驱动，以琳琅满目的商品围困社会大众，结果造成社会大众身陷被“物”所围困的消费社会之中，只能通过“物”化的有形之物获得自我的身份认同并维系与他者的社会交往关系，因此商品以其符号化特征侵入大众的精神生活领域，构造出脱离本真生活价值诉求的大众消费狂欢的幻象；另一方面，受“泛娱乐化”思潮影响的受众身陷消费狂欢的假象之中而不自觉，结果便是马尔库塞所说的“虚假的需要”为尺度建构自我的消费行为。从深层次来看，这种“泛娱乐化”倾向标榜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图像拜物教捆绑在一起成为无限刺激消费欲望的重要原因。对感官刺激、符号化娱乐的旺盛需求又加速了资本的运作过程，使得消费社会中的享乐主义物质追求成为遮蔽社会大众健康精神生活追求的意识形态。这种消费至上和享乐主义的意识形态强调“本我”的个人快乐原则，释放“本我”的欲望与冲动，在此消费便具有了强大的创生性力量，成为平衡社会关系的重要操控系统。除此以外还要看到，“泛娱乐化”是渗透与传播其他社会思潮的重要媒介。“娱乐”因其可视化的图像刺激、通俗易懂的信息符号、一味取媚迎合受众的传播特点成为各类社会思潮传播流行的媒介。特别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价值相对主义、西方“普世价值”等各类错误社会思潮，借助“娱乐”的伪装对社会大众产生了极大迷惑。如此众多社会思潮披着“娱乐化”的虚假外衣大肆传播，必然会混淆视听，造成价值观念混乱，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尤其是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尚未真正成熟的广大青年来讲更是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二、“泛娱乐化”对青年价值观的消极影响

从根本上来看，价值观是一种基于社会实践所建构的生活世界所形成的一种对“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过的”的相对固定的认知与判断，内涵着主体需要与客体属性之间是否能够协调一致的意义构成关系，对马克思意义上的“现实的个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具有重要的导引作用。正确科学的价值观是青年实现自我成长与发展的定盘星。青年时期是价值观生成的关键时期，极易受到各种社会观念与思潮的影响。对于当代青年而言，“泛娱乐化”传播蔓延，网络游戏、选秀明星、泡沫剧、真人秀等娱乐化信息充斥在社会话语表达之中，对青年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选择都带来极大的冲击。其一，“泛娱乐化”遏止催生青年正确价值观的辩证思维运动方式。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式是催生青年正确价值观的重要因素。从占据大量感性材料的感性认识，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抽象上升到理性认识，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指导具体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从而在实践—认识—实践的无限辩证运动中达成对世界的正确认知。然而，“泛娱乐化”思潮以令人血脉喷张特效化的场景、眼花缭乱的视觉图景强烈刺激青年人的感官，那些碎片化的、简单的、甚至低级滑稽的文化片段包围青年人的生活，消费体验的感性直观带来的是“没有连贯性的世界”，头脑简单化甚至“白板化”（著名的保守主义思想家艾伦×布鲁姆在评价不读伟大的经典作品而造成头脑贫瘠、缺少判断力、失去行动力的美国大学生时的用语）使得青年群体只停留在感性认知的层面，无法在批判性的辩证思维中达成对世界的深刻理解。甚至可以说，“被娱乐得麻木不仁”窒息了青年群体进行深刻思考并做出积极社会实践的可能性空间，在表象化、浅层次化的文化消费中难以汲取深邃而崇高的精神力量，这将严重滞缓广大青年社会性心理的成熟发展进程，甚至会出现为许多文化学者所忧虑的巨婴现象。其二，“泛娱乐化”肇始社会主流价值理念的“边缘化”危机。“泛娱乐化”倾向遍布于生活世界的各个角落，从娱乐领域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文化受众最重要构成部分的青年群体，深受“泛娱乐化”思潮的影响。在文艺领域，出现了丑化正面历史人物的种种闹剧，通过对李白、杜甫、鲁迅等诗人、作家的画像或作品的肆意恶搞来博取大众眼球，结果便是低级趣味的媚态弱化了文艺的美感与思想的力量。（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在历史领域，通过随意篡改历史事实来寻找噱头，以所谓“揭秘”、“寻踪”的主观臆断来取代严肃的史料挖掘和史实彰显，结果造成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沉渣泛起。“泛娱乐化”以私人化的语境解读历史必然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必然性规律的遮蔽甚至扭曲，主观随意的言说态度遮蔽了历史事实应有的严肃性与厚重感，碎片化的、非连续性的叙事方式割裂了历史进程的环环相扣。同“娱乐”相比，文艺、哲学、历史具有深刻性、思想性，但厚重的理论与深沉的美感却难以俘获部分青年人已经彻底“娱乐化”的内心。可以说，“泛娱乐化”思潮严重挤占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生、生态等有关严肃公共问题的信息传播渠道，造成了主流价值话语难以及时有效传播，影响了广大青年形成准确的社会认知和积极的价值观念。第三，“泛娱乐化”催生的新变体误导青年主流价值观形成的行动自觉。“泛娱乐化”思潮与其耦合的各类社会思潮以更为精细巧妙的方式不断催生新的变体，从实践层面弱化并误导青年主流价值观养成的行动自觉。陈昌凤在《斜杠身份与后真相——泛娱乐思潮的政治隐患》中探讨了斜杠身份现象的出现，认为“斜杠身份”以多维度认同的心理作为基础，通过大量非组织的网络社区的中介平台形成一种社会力量。由于“斜杠身份”具有“情绪化的、轻蔑事实”的非理性特征，在一定刺激条件下可以迅速转化为线下的具体行动。[4] 尤其是在“泛娱乐化”思潮的“有趣”外衣之下，历史虚无主义、价值相对主义、民粹主义等各种错误社会思潮裹挟其中，因其具有强烈的情绪化特征，很容易成为危及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全的重要潜在因素。目前，粉丝声援团便是斜杠身份的现象表征，以偶像为中心，在线上线下迅速切换成为一只不可小觑的社会力量。由此可见，“泛娱乐化”思潮外溢已经显现明显的社会与政治效应，成为弱化并误导青年主流价值观行为塑造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种社会与政治隐患的危险性不仅从思想上弱化青年主流价值观的形成，更是从行为上严重误导了青年主流价值观的行动自觉，严重威胁到以开放包容的理性秩序为特征的社会生态环境。

三、在“泛娱乐化”批判中培育青年价值观的路径选择

引导广大青年形成正确科学的价值观，需要结合青年的身心发展特点以及所处的社会发展语境来整体考量。要正视青年人兴趣广泛、猎奇心理旺盛的特点，更要以严肃批判的态度来应对“泛娱乐化”思潮的冲击，防范各种错误社会以“娱乐”的名义和形式对青年价值观的侵蚀毒害，引导广大青年积极投身社会建设实践之中努力做主流价值观念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在自觉担当与勇于奋斗中为筑牢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精神堤坝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力量。第一，正视“泛娱乐化”问题生成的社会背景，以科学休闲观来充实和丰富当代青年的精神家园。按照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任何形式的社会意识都不是孤立抽象的存在，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存在的反映。“泛娱乐化”思潮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必定有其现实存在的社会根基：广大青年在成长过程急需充实的精神生活需求在商业资本运作与技术媒介的相互耦合的支持下使“泛娱乐化”思潮的滋生、传播、蔓延、泛滥成为当前阶段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以80后、90后甚至00后为主力军的青年人，是国家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物质生活的相对丰裕使广大青年人对精神生活的满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科学规划闲暇时间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求成为了摆在每一个青年面前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泛娱乐化”集中反映了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物质生活相对丰裕与精神生活相对欠缺并存的现实对青年人价值观产生的影响。因此，理性对待“泛娱乐化”问题，需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既不能一味对之恐惧，片面扩大“泛娱乐化”思潮的消极影响；也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一刀切”方式加以抵制，这样只会加剧青年人的对立与反抗。要积极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深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之中，将“小我”的悲欢情绪放置于宏大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之中，积极拓展精神生活发展的视野与思路，不断提升自我存在的精神境界，自觉建构意义丰盈的精神家园。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重视对广大青年的科学休闲观教育。休闲，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受正确价值观念影响的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人自由本质的充分展现。休闲教育，既要传授休闲生活的技能，更要阐释休闲生活的人文意蕴。要使广大青年认识到，休闲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在默会融通中达成与自身生活世界的和解；娱乐的目的不在肆意的肉体享乐，更在于在精神生活的放松愉悦中促进达观人生态度和高远思想境界的生成。第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文化建设，关注青年网络精神生活发展新样态。互联网因其开放性、自由性、互动性等特征成为“泛娱乐化”思潮迅速传播的关键媒介，并日益演化成各种错误社会思潮滋生蔓延的重要场域。广大青年是网络文化生活的主体，其价值观念的生成与发展深受网络文化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5]P337 因此，要充分运用好网络新媒体技术，加强对广大青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贴近青年日常生活的话语表达形式来构建内容积极健康、形式自然活泼的网络文化体系，使互联网成为广大青年了解、认识和参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经。要高度关注青年人精神生活需求的特点，有针对性利用网络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想真正为广大青年所领悟和接受，就必须贴近青年人的实际生活，摒弃空洞的说教与机械的灌输，用青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语言融入、服务、引导青年的实际生活，关注朴素平凡的生活细节，从细小处着眼，在点滴之处发现青年生活的现实困惑与需求，真正成为扎根广大青年内心深处、引领健康积极生活的精神路标。特别要通过网络充分发挥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滋养作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人文精神、道德意蕴并结合新时代要求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造一批既生动有趣又深刻隽永的主旋律作品，寓教于乐、以文化人，在潜移默化之中丰富广大青年的精神生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青年精神品格、增长青年才学智识的重要精神食粮。同时，必须要坚持德法兼治来营造网络文化的健康环境。网络是社会公众共同的舆论空间，公众有责任有义务维持公共空间良序善治。一方面要加强网络公共精神的培育，不断建构网络规则意识，坚持以“德”治网，突出网络道德建设的价值与意义；另一方面要坚持依法治网，加强各种网络法律法规建设，充分运用法律手段肃清各种不良网络行为，使法治力量成为网络空间治理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第三，加强社会主义劳动观教育，在培植劳动精神、锻造劳动品格中增强青年自觉抵制“娱乐一切”“游戏人生”的免疫力。真正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彻底扬弃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异化状态，意味着人类能够在积极建构自我、拓展社会交往、通达开放世界中达成彻底的自由解放。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类得以脱离自然界的“自在自发状态”而成长为自觉自由主体的关键力量，是通达自由而全面发展状态的根本路径。这样的劳动绝不仅仅是谋生手段，而是具有厚重的人之自由本质充分展现的存在论意味。“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地世界中直观自身。”[6]P58 正是在这样一层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劳动是防止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的消毒剂。因此，社会主义劳动观强调，劳动不仅是为了满足人的生理需要，更是为了实现人自身的完满、人与自然共生共在、人与社会和谐共处，这正是突出和强调了劳动对人所具有的根本性意义。同时，艰苦劳动、诚实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自古就坚信“梅花香自苦寒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道理。由此来看，好逸恶劳并非人类天性，相反恰恰是部分人困囚于动物性牢笼难以实现自我超越性突破的思想懒散和行为惰性。要结合青年价值观形成时期的特点有针对性开展社会主义劳动观教育，使广大青年认识到劳动对于自身成长和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在积极投身劳动中自觉抵制各种否定与贬低劳动的错误思潮，在积极投身社会建设实践中澎湃出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属于青年群体的劳动赞歌。因此，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引导广大青年在劳动实践中锻炼自身品格，积极彰显出劳动所具有的创造性维度和发展性维度，传播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新时代最强音，使广大青年成为新时代劳动美学的书写者、践行者和评价者。从后现代哲学反思层面来看，“泛娱乐化”是现代性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折射出了物质生活日渐丰裕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的精神困惑和思想焦虑，这在青年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概而言之，要深刻认识“泛娱乐化”现象发生的时代症候和内在社会机理，从根源上对其进行文化哲学意义上的批判性反思，才能发现其冲击青年正确科学价值观形成的根本原因。身处现代性高度发达的社会语境之中，惟有高度自觉的主流价值导向才能引领广大青年在明辨是非、知道通理、敦行化成中成长为勇挑重担的时代新人。（责任编辑：梁兆桢 张梦婷    校对：耿春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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