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价值观作为青年群体对自身行为动机和事物价值作用的判断标准，是青年人所特有的心理感受和价值认识，它是青年判定一切事物价值或作用稳定而持久的意识集合。青年又是整个社会中最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一个群体，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1] 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青年价值观的变迁情况，对照不同时期社会价值观变化，追寻变迁中的规律和经验，这对于解决当前青年价值观养成中的问题、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青年价值观变迁的轨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离不开一批批青年的接续奋斗，同时，青年价值观也在社会的变化发展中，经历了建构与发展、波折与动荡、觉醒与反思、重塑与冲突、多元与整合、回归与超越的变迁轨迹。（一）建构与发展：社会本位与无我奉献（1949-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整体处于物质条件较为匮乏的阶段，但这一时期的青年因民族独立和社会新生而充满对新中国的憧憬和热爱，他们把实现祖国发展、社会进步作为自身发展的最高追求，并且愿意为社会的进步发展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才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青年积极参与到土地革命、三大改造、“一五”计划等革命和建设热潮中，在投身社会、效仿英模、战天斗地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这一过程中取得的诸多成就，激励青年们更加奋不顾身。“好儿女志在四方”“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当时青年盛行的价值选择。1956年底，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立，集体主义成为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成为青年指导行为选择、确认自身价值的基本遵循。（二）波折与动荡：信仰盲目与信仰真空（1966-1976年）这一时期，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青年的政治热情和爱国热情都十分强烈，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表现出完全认可和绝对服从的态度，以致丧失自主性的青年价值观随着政治动员意图和政治局势变化而发生剧烈波动。知识青年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随着时间推移，青年群体受困于严峻的社会现实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原有的理想信念以及强大斗志被消磨。在感受到自己一直以来的理想信念同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后，青年们对原来的信念与理想产生怀疑、对自已的未来感到迷茫，信任危机和价值真空的状况逐渐显现出来。为摆脱现状，“找关系”“走后门”的现象开始出现，集体至上、理想为先的青年价值观进一步陷入混乱与困顿之中。（三）觉醒与反思：关注自身与关注现实（1977-1991年）刚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青年一代，原有的价值体系被倾覆，觉醒和反思成为这一时代青年价值观的主要特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场精神领域内的改变也随之而来，青年转而开始关注现实中的自己以及自己生活的现实，呼唤探寻人的价值和尊严。恰逢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的传入，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等人的思想不断与当时青年的思想相互碰撞，个人、自我等价值理念被不断强化。1980年5月，《中国青年》刊载了一封“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揭示了当时青年的苦闷和彷徨，引出了一场关于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大讨论。（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一时间，“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个人主义价值理念甚嚣尘上，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社会整合力不断下降，价值天平开始向“个人”倾斜。（四）重塑与冲突：理性的觉醒与物质的盛行（1992-2001年）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确立，使得青年拥有了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人生目标的可能性，进而推动青年以更为理性和现实的方式去确证自我价值。20世纪90年代，上海《青年报》上一篇“梅晓”来信引起了一场同80年代初“潘晓”来信相似而又不同的讨论，清晰地显示出当时青年的关注点已经从“人为什么而生活”向“我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好”转变，意义和价值的追寻“退潮”，青年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开始从理想向理性、从精神向世俗、从意义向功利改变，在理性的觉醒中青年价值观出现了明显的世俗化、物质化和功利化倾向。（五）多元与整合：价值的多元与意义的探寻（2002-2011年）进入21世纪，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使得“价值多元”成为对当时青年价值观境遇最典型的表述。这一时期的青年摆脱了物质贫乏的困扰，他们在更加多元开放社会环境下出生，与快速发展的现代科技相伴成长，获取信息的方式多样快捷，视野和心胸更加开阔包容。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和工具理性的裹挟下，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不断蔓延，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被强化；另一方面，青年对精神意义的渴求开始滋长，“要不要意义”“有无意义”“以何为意义”重新成为青年选择的重要思考维度。江西农业大学一名大三学生去信《中国青年报》问出了萦绕在他心头的时代青年之问——“为什么我的大学越上越迷茫”[2]，为什么他曾经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但忙忙碌碌之后又觉得失去了自我；为什么他被动地为了就业去加入考证大军，但又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想按自己的意愿简单生活，可又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找不到奋斗目标……这种种“迷茫”不过是青年失去了社会和集体维度的工具理性式的自我价值确认体系，面临巨大危机以及青年力图实现自我价值纠偏的表现。（六）回归与超越：集体的回归与理性的超越（2012年-至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青年的价值追求有了更丰富的内容和更高的层次，开始更多关注发展式意义确证，在自我的“小确幸”之后更多思考“大时代”，对集体和国家、社会的考量渐成青年价值选择的主旋律。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现实的境遇击碎了青年人中“各人自扫门前雪”“躲进小楼成一统”等个人主义的价值幻境，呼唤和推动着青年更为主动地“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3]，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青年价值观向集体与社会的方位逐步回归，青年群体更理智客观地思考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其价值取向开始从“个人-社会”“个人-个人”本位转向“社会-个人”“社会-社会”本位，社会、集体在经过理性和实践的重新淬色后成为青年价值的自觉选择。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青年价值观的变迁规律

纵观我国青年价值观的变迁过程，其中蕴含着青年价值观变迁的重要规律，深刻分析和把握这些规律，是有效开展青年价值观教育的重要依托。（一）与我国社会发展相依共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 青年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由社会存在决定、反映社会存在的变化。纵观青年价值观的变迁轨迹，可以发现，青年价值观的重大变迁都同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紧密相关。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青年价值选择中呈现的集体至上、理想为先，还是改革开放中青年崇尚自我、追求物质，乃至新时代青年人回归集体、家国使命，都离不开中国“站起来”的建设热潮、改革中“富起来”的市场大潮、强国时代中的“复兴”浪潮等实践基础和时代背景的塑造与滋养。青年价值观变迁不仅是青年受社会发展影响自我主动价值调适的结果，而且是青年顺应社会发展潮流而作出的价值改变。（二）与青年自我意识觉醒交相辉映青年价值观的变迁过程，也是青年自我意识不断觉醒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个人对集体和社会的服从，“自我”被忽视和消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自我”被虚无化，极大地压抑和扭曲了青年的主体自觉。改革开放以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激发了个体意识，并在经历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后，转换成对个人、对自我的高度重视，自我意识日益觉醒、自主观念不断增强，脱离集体、追逐世俗的“自我”成为价值中心。进入新时代，青年的“自我”意识进一步增强、并拓展了内涵，不再局限于“自我”的小圈子，而是以“小我”融入“大我”，进而达到“无我”。（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融入与“无我”，和改革开放前的集体至上还有所不同，它是青年群体在自由选择和理性抉择中的价值自觉，而不是“不得不”作出的价值回应。（三）与社会主导价值观异同并存社会主导价值观是一定社会的统治阶级所倡导的价值观。纵观青年价值观的变迁，与我国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并非完全一致。它们二者之间一方面存在着同向共生关系，“青年主体价值观是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具体体现”[5]。此时，往往现实为社会主导价值观提供了良好教育情境，并且教育方式是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青年价值观整体上同社会主导价值观保持一致，青年的精神境界也一直保持稳定向好的态势。但另一方面，二者的发展也并不总是一致的，在特定的社会发展时期、独特的成长环境以及特殊的心理状态等因素的影响下，青年的价值观与社会主导价值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当两者差距较大甚至发生背离时，青年价值观教育必然会改进和加强，并逐步向社会主导价值观靠拢，催生着青年价值观变迁拐点的出现。（四）青年价值理想与现实价值选择存在张力在价值实践中，因外部条件、个人认知、意志程度等因素，价值理想同现实价值选择之间存在着一定张力。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当然的价值理想，并在价值观变迁的过程中始终是青年人的价值信奉，即使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之下个人主义大行其道，集体主义也并未退场，而是以“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价值理想方式遮蔽在物质和自我之中。从20世纪80年代“人生路为何越走越窄”的讨论，到90年代“我如何能生活得更好”的探讨，再到21世纪“为什么我的大学越上越迷茫”的追问，与其说是个人和自我不断凸显的标志，不如说这是青年群体不愿集体理想沉沦而与现实激烈冲突的表征。因为就其本质来说，人不过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集体主义才能超越人的依赖性社会中整体主义、物的依赖性社会中个人主义的藩篱，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实现人的本质，它代表着人类价值发展的必然方向，也是青年始终信奉和不断追求的价值理想。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青年价值观变迁的现实启示

青年价值观变迁的轨迹和规律表明，青年价值观的形成必然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深刻关联、与其自身精神世界的发展相得益彰、与其社会所倡导的价值理念相伴而生、与其成长生活的日常实践密切相关。因此，有效进行青年价值观教育，必须准确把握青年价值观的形成规律，充分尊重青年价值观形成的时代性、主体性、发展性和实践性，不断凝聚价值观教育合力、不断创新价值观教育方式、不断革新价值观教育手段、不断丰富价值观教育内容。（一）尊重青年价值观形成的时代性，创设与青年主流价值观导向一致的社会环境马克思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6] 创设同青年主流价值观导向一致的社会环境，使“现实环境”趋向“价值理想”，将深刻影响青年的经济观念、政治心理以及文化素养，汇聚起强有力的价值观教育合力，极大推动青年价值观的正向发展。第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发挥经济生活的价值教育功能。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更加重视社会主义制度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引导和规范，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使集体主义等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根植在青年心中，并不断得以强化。第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创设与青年主流价值观取向一致的民主政治环境。当代青年的突出特点就是对国家政治的强烈关注，良好政治环境的创设将极大提升青年对国家和社会的信任与热爱，坚定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信念和信仰。通过引导青年有序参与政治生活，感受主流价值观的社会内涵与政治意蕴，对主流价值观逐渐从认知走向认可、赞同，形成强烈的正面印象，并使其在自身民主权利与义务的实现中进一步理解和践行社会主流价值观。第三，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营造有利于青年价值观正向发展的文化氛围。要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加大力度创新发展文化产业，不仅学习西方国家文化产业优秀的发展经验，而且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精华、从革命文化中吸取养分，使青年在文化消费中充分感受并更好接受主流价值观。（二）尊重青年价值观形成的主体性，创新青年价值观教育的基本方式习近平指出：“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人类社会青年英雄辈出，中华民族青年英雄辈出”。[3] 青年不仅是创造社会发展历史的主要角色，而且应该成为价值观教育和自我教育的重要主体。青年价值观变迁的历史生动地说明，我国青年的价值自主意识正在觉醒并不断成熟。这要求我们充分尊重青年价值观形成的主体性，创新青年价值观教育的基本方式，在主导性和主体性的统一互动中实现对青年价值观的有效引导。第一，把青春故事作为实现价值观教育情理贯通、知行融通的生动素材。青春故事以青年为主体、以青春话语为表达方式、以榜样示范为目标，能够充分发挥青年在价值观教育中的主体作用，增强教育的亲和力和针对性，激发青年的内在道德驱动力，使其更好认同和践行。青春故事既包括古今中外的青年名人故事，又包括青年身边的先进典型的故事。一方面，要充分开发古今中外青春故事的延展性和教育性。具有崇高追求的青春故事本身就具有穿越时空、激励人心的重要作用，理应通过创造性转化作为价值观教育的重要素材绽放时代光彩。另一方面，要重视触手可及的青春故事的使用。青年群体中的优秀人才走进青年，讲述自己的成功经验以及成长历程，发挥朋辈教育在实现青年价值观教育中的特点和作用，实现青年故事贴近现实、贴近青年、有感染力的特点，进一步缩小价值观教育同青年之间的距离。第二，把青年担当作为青年价值观教育的目标指向。“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幸福，是当代中国青年必须和必将承担的重任。”[7]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青年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这理应成为青年价值观教育的中心任务。（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的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明晰国家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使青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身上所承担的重要使命与责任，培养青年主人翁境界、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意识以及舍我其谁的担当。同时，要在面对风险挑战、矛盾阻力的实践考验中锻炼青年迎难而上、挺身而出的担当精神，摒弃临阵退缩、畏手畏脚的价值观念，通过思想熏陶与实践养成，让青年敢担时代重任、勇立时代潮头、争做时代先锋。第三，把青年自我教育作为青年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方式。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指出：“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8] 青年自我教育赋予了青年教育者的重要身份，有利于充分发挥青年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使得青年价值观教育更深入人心。首先，要以时代要求为基础、以主体特点为条件，从自我反省、自我总结、自我批评、集体内部的互帮互教活动等多方面入手，将个体自我教育与群体自我教育相结合，提高通过自我教育进而实现价值观教育的意识和能力。同时，必须认识到，重视青年自我教育并不是让其放任自流、完全任其听凭自己心意，而是坚持正面引导与青年自主发展相统一的自我教育模式，做到信息提供及时可靠、启发引导适时有效，以保证青年自我教育的方向和质量，确保青年价值观实现正向发展。（三）尊重青年价值观形成的发展性，优化青年价值观教育的传播机理恩格斯在强调理论传播的重要性时指出，“我们通过口头、书信和报刊，影响着最杰出的盟员的理论观点”[9]。青年价值观教育要在充分考虑青年价值观形成具有发展性的基础上，优化价值观教育的传播机理，增强社会主导价值观传播的有效性。第一，做强做大主流价值观传播的舆论阵地。“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10]P97 当前，网络信息技术以及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在增加传播通道、加快传播速度、拓展传播空间的同时也给舆论阵地的建设带来巨大挑战。新时代青年都是网络“原住民”，网络不仅是他们的学习方式、娱乐工具，甚至已经成为了他们的生存方式。做好青年的价值观教育，必须牢牢把握网络空间舆论主导权，线上线下融合联动，提高舆论传播的质量和水平，充分把握信息传播的时、度、效，勇于直面质疑和挑战、敢于亮剑善于斗争，提高主流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巩固和扩大主流价值的舆论传播阵地。第二，创新主流价值观念传播的话语方式。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工作，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落地生根。”[11] 增强青年对于主流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就是要在如何使主流价值观“深入人心、落地生根”上做文章。通过在主流价值观传播的话语方式转换创新上下功夫，实现从理论话语向青年话语的转换，用青年听得懂、好接受的语言和方式讲好理论、讲明道理，帮助青年理解并达到社会主流价值观所倡导的精神境界、道德标准、行为选择，进而实现青年价值观的健康发展。第三，优化主流价值观念的传播手段。让青年接受、认可并践行主流价值观，不仅要创新主流价值观传播的话语方式，还要从符合青年的现代审美需要出发，实现传播手段的现代化。崇尚科技、追求时尚是当今青年的突出特点，因此，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手段需要与不断发展的现代科技紧密结合进行优化，不仅恰当使用语言、文字和图片，而且还可以将其融合起来，形成声光电混合的立体动态、多元互动的叙事式传播，运用贴近青年人的新技术新媒介为传播教育活动注入新的活力。在优化传播手段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提高对新媒介、新技术的运用能力，大胆尝试、积极探索，推动价值观教育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打造“配方”先进、“工艺”精湛、“包装”时尚的主流价值盛宴。（责任编辑：周洪竹 杨斯涵    校对：耿春晓）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N].人民日报,2014-05-05.[2]杜克海.为什么我的大学越上越迷茫[N].中国青年报,2012-01-07.[3]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5-0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任鹏.青年主流价值观形成的当前特征、演变逻辑和夯实策略[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1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习近平.习近平致全国青联十二届全委会和全国学联二十六大的贺信[N].人民日报,2015-07-25.[8][苏]B.A.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M].杜殿坤,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1]习近平.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N].人民日报,2018-08-23.（文章选自《思想教育研究》2020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