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夜晚的晒谷场，晒谷场边的老槐树，树下乘凉的老邻居们。一个个蝉息蛙鸣的夏夜，一个个说不完的老故事。朴实的话语道出的是平凡而精彩的故事，像一出出精彩的话剧，而这个才华出众的编剧，他就是生活。在乡村，总有听不完的好故事。这些故事总有一天会被忘记，它们存在的时代也会浓缩成史书上简简单单的几句。今天我们一起听听莫言先生为我们讲述的东北高密乡的好故事。一个讲述中国计划生育的老故事——《蛙》

只要这样活着，本身不就是一种答案，本身不就是一种胜利吗？

《蛙》以书信的形式进行叙述，全书以剧作家“我”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通信的方式讲述发生在“东北高密乡”“姑姑”共的故事。

小说分成五部分，前四部分为书信，第五部分为话剧。《蛙》继承了莫言先生在长篇作品中对小说结构、叙述语言、审美诉求、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执着探索，拥有极高的艺术水准。

莫言并未局限在对社会问题的描述，也不是用自己的小说手段去写去剖析社会问题，而是以现代性的反思去写计划生育的主题，并将对这一主题的思考放置在了与世界对话的层面上。作者在写作时具有深刻的写人性苦难的意识，采取了“以我入罪”的写法，并不是孤立的自我反思，而是和主人公、和读者、和历史以及我们的民族文化一起感受罪感，体现的是一种现代型的、焦虑的反思。

我的姑姑

我叫万足，小名小跑，笔名蝌蚪。蛙与娃同音，又是孩子落的第一声“哇”。每个生命的开始，一条小蝌蚪的奋力游动。我是我姑姑万心用新法接生的孩子。姑姑的父亲，我的大爷爷是一名八路军地下医院的医生。新中国成立后，姑姑成为了乡里的一名医生。姑姑是一名优秀的妇产科医生，她的双手不知给多少妇女带来了力量和信心。后来姑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前前后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姑姑迎接了近万个小生命，而被她“杀死”的胎儿也相差无几。姑姑的手不知捧起过多少个孩子，但却没有捧起过自己的孩子。

姑姑爱过一个飞行员，但飞行员却叛逃到了台湾，姑姑差点以死明志。高密乡有人感激姑姑，也有人恨姑姑入骨。1965年高密乡卷起了第一个计划生育的高潮。姑姑是党员，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什么事都冲到最前面。给男人结扎，给女儿绝育，把超生的孩子流产。姑姑都被乡亲们叫“阎王”。那时候的姑姑代表的就是政府，就是法，我们家的人都很怕姑姑。

文革的时候，姑姑第一个被拖出来批斗，是“牛鬼蛇神”，和县委书记一样罪大恶极。

文革之后，姑姑成为了县政协常委，同时第二个计划生育的高潮也来到了。那时的姑姑就像一个特务，带着一群人早出晚归，四处“抓捕”可疑分子。流血事件是家常便饭，姑姑也好几次被打得头破血流。法无情，再难的事，死再多的人也必须去做。我的妻子王仁美，在瞒着我偷偷怀上了第二个孩子，躲到了我岳母家。临近生产的时候，被姑姑从我岳母家抓了出来。

我求过姑姑，但姑姑还是那样的无情。尽管姑姑被我岳母刺伤了大腿，她也还是带走了我的妻子。最后我的妻子死在了姑姑的手术台上。

我恨过姑姑为什么不网开一面，也恨过自己，为什么不救自己的妻子。我当过兵，是党员，知道国家政策，可——可——，那是我妻子，死的是我的孩子……我岳母骂姑姑是“恶魔”，村里人说姑姑是“土匪”。有人说姑姑没当过母亲，不知道母亲失去孩子的苦。我知道姑姑也是一个时代的可怜人。

姑姑的心最苦。众叛亲离的苦。

我的姑姑老了，后来嫁给了捏泥人的郝大手。退休后的姑姑在醉酒的时候幻想，那些被她“杀死”的婴儿变成青蛙来向她索命。后来姑姑对待生命，特别是婴儿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她开始思考，反思，对生命的沉重。她和丈夫郝大手用泥来捏出一个个小人，用善于接生的手迎接更多的新生命，祈愿能够弥补她的歉疚。

我，万足，娶了姑姑的徒弟小狮子。成了一名小有名气的作家。我把我姑姑的故事写成了一本话剧。年过五询的小狮子，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一件蓄谋已久的事，让我在五十五岁时有一次当了爹。知道这是一件错误的，甚至是“乱伦”的荒唐事。一个与我有血缘关系的新生命的到来，又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我又一次犯了选择困难症，对王仁美的事也是如此。

纵然接受过深刻的思想教育，拥有明确的是非观，却还是会犹豫，没有姑姑的决绝和坚定。生命的事还是一窍不通。像我这样的“当代知识分子”，在时代下的卑微、尴尬、纠结、矛盾。似乎是民智未开，似乎是曲高和寡，做一个脚踏实地的作家。我的同学，我的朋友和他们的子女们，他们过着不同的日子，有自己对于生命的理解。

计划生育

整本小说都在围绕“计划生育”这个中心。也是万心痛苦的根源。计划生育是国之大计，对国家控制人口暴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计划生育的表层之下是对生命的由衷敬畏和尊敬。

这是一部写实主义作品，它真实地反映了计划生育国策当年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艰难推行过程。万心矛盾地拥有着两种身份：一种是乡村医生，一生接生婴儿近万名，人称“送子娘娘”；另一种是坚决执行计划生育国策的计生干部，人又称之“杀人妖魔”。对于万心来说，却必须做到统一，她的一生因而活在无法逃脱的极度矛盾和痛苦之中。

小说时不时会表现出残酷：一是小说情节和人物命运的残酷，另一是莫言客观冷静地书写他人灵魂深处极致痛苦的残酷。

在高密乡的故事也同样是中国大地上无数个乡村的的故事，也同样存在着无数个和万心一样的计划生育干部。在人情和法理之间的抉择，甚至一些荒诞而又惨无人道的事。

“宁多十座坟，不多一个人。”这是出现在计划生育时的宣传标语。计划生育执行的几十年间，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由不让生，偷生，变成了让生，不生。时代变了，人们的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古人曾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丁客”的出现在过去更是不可思议。那个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莫言的小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这部小说里的一切无不指向“生命”二字，主要人物的名字、故事情节，甚至刊物的名称都在为生命鸣唱。这一切寓言式以及象征式的经营手法，把小说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也即关照生命、歌赞生命、敬畏生命

乡村

多么痛苦的地方也存在着快乐。

高密东北乡，人们的名字都用身体的器官来命名，长大了改名或者不改。一群小伙伴一起追飞机，一起吃煤，每块还有着松香和甜味。不知道作者大胆的想象，还是确有其事。

乡村永远有着最神奇而又不可思议的事。万足的朋友深深地爱上了“小狮子”，甚至细闻她走过后的脚印，多么疯狂。“小狮子”和万足结婚以后，那个深爱的人也彻底解脱了。还有很多神奇有趣的小故事，慢慢看，慢慢找。

《蛙》表现出了莫言先生悲天悯人的心。计划生育的历史作为人权的“禁区”，很少有作家敢于着笔。《蛙》成就了莫言先生的写作巅峰，现实、魔幻、嘲讽、批判等多种因素交织在作品之中。小说秉承着乡土文学一贯风格，结构新颖，节奏明确，笔触细腻，文字朴实。《蛙》和余华先生的《活着》一样沉重得使人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