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人信VC特别推出“百年征程”栏目，展现党带领人民坚持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重温经典事件、回眸历史瞬间，一起来学习！

党史上的1963年

1月

1月29日，周恩来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

2月

2月11日-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中小学工作条例等问题。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湖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河北保定地区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督促各地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3月

3月1日，共中央发布《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这个运动。从此，“五反”运动在全国部分城市逐步展开。

  3月27日，中共中央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指出，这个条例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总结了几十年来军队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阐明了军队政治工作的重大原则，继承和发扬了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法规和行动准则。

  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全国各地，不论城乡，一律停止演出“鬼戏”。5月6日、7日，《文汇报》发表《“有鬼无害”论》，点名批判了孟超的剧本《李慧娘》和繁星（即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

  从此，开始在报刊上对文艺学术界代表人物进行过火的批判。

4月

4月9日，中共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华北地区农村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的情况汇报》。同意在农村建立贫下中农组织。

  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会上，就柯庆施提出的所谓“写十三年”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周扬等多数人在发言中指出：“写十三年”这个口号有片面性，批驳了那种认为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错误论调。

5月

5月2日-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这次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20日，中共中央把它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予以发布。《前十条》对我国形势作了“左”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会后，各地重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大规模地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准备。

7月

7月5日-20日，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在会谈期间，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就中苏两党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为了回答苏共的攻击，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名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苏两党关系急剧恶化。

  7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陕西省委宣传部《关于陕西地区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和我们的意见的报告》。中央指出：“当前国内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在教育、理论、科学、文艺、报纸、刊物、广播、出版、卫生、体育等方面，都有很值得注意的表现。”

  7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减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减工作的意见的报告》中，宣布这一工作基本结束。据统计，自1961年1月到1963年６月，全国职工减少了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了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了2800万人。《报告》指出：“由于大量地减少了职工、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的人口，加强了农业战线，减少了工资开支，减少了粮食销量，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对于改善城乡关系、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起了很大的作用。”

9月

9月6日-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农村工作、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并着重讨论了工业发展的方针问题。会议确定，从本年起，再用三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1962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年-1970年）之间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主要是工业的各个部门，要认真做好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填平补齐，成龙配套的工作；并要搞好设备更新和专业化协作。这个决定对经济调整工作有重要意义。在这一方针指引下，会议提出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会议制定《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后十条》一方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又指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重要性，规定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基本正确的政策。此后，各地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9月，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写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的研究报告。强调要抓企业利润，反对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企业管理制度。他的这个观点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经济观点，当即遭到康生、陈伯达组织的批判和围攻。孙冶方一直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康生对他进行政治陷害，派“四清”工作队进驻该研究所，搞所谓孙冶方与张闻天（张当时是该所的特邀研究员）的“反党联盟问题”，把孙冶方说成该所“反党联盟”的头目。随后又撤销其所长职务，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11月

11月17日-12月3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李富春、李先念代表国务院所作的关于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报告。周恩来作重要讲话。针对苏联施加的经济压力，会议着重指出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重大意义。

12月

12月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原则批准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关于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报告、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科学技术事业规划。规划总的要求是：动员和组织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自力更生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迅速壮大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掌握60年代的科学技术，力争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

  12月14日-1964年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访问阿联（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当时包括埃及和叙利亚，这次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等14个国家，增进了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加强了中国人民同亚非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在访问索马里期间，周恩来总理宣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经济援助一贯根据平等互利、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和独立、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等八项原则。

  12月25日，新华社报道，我国石油产品已经达到基本自给。这是我国自力更生地进行经济建设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 

  本年度国民经济状况：工农业总产值1635亿元，比上年增长9.5％。其中，工业总产值993亿元，比上年增长8.4％；农业总产值642亿元，比上年增长11.6％。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钢762万吨，比上年增长14.2％；煤，21700万吨，比上年下降1.4％；发电量490亿度，比上年度增长7％；粮食17000万吨，比上年增长6.3％；棉花120万吨，比上年增长60％；油料245.8万吨，比上年增长22.7％。基建投资总额98.16亿元，比上年增长37.7％。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04.5亿元，比上年增加5000万元。国家财政总收入342.3亿元，总支出339.6亿元，结余2.7亿元。